「本文来源：羊城晚报」
羊城晚报记者龚卫锋
1月4日下午，中国济南吴天明青年电影高峰会开幕。这次，著名编剧述平在展映板块带来了他的成名作、张艺谋执导的《有话好好说》。这二十多年间，他还与姜文导演合作了《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一步之遥》等话题之作，而他编剧的《赵先生》《无人区》等作品也是好评不断。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时，他谈到了《有话好好说》的创作、对编剧职业的理解、围绕编剧圈的争议以及对影视行业的展望。
编剧就是帮导演抬轿的
都市喜剧电影《有话好好说》改编自述平的短篇小说《晚报新闻》，在张艺谋的导演生涯中，算得上另类。该片讲述了青年赵小帅对漂亮姑娘安红的疯狂追求，“安红，我想你”更成为经典台词。
羊城晚报：通过这次展映活动回看《有话好好说》，感触如何？
述平：因为参与了作品创作，我看一些场景时会分心，想起了很多创作时的东西，然后看着看着脑海就脱离了剧情。这种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感觉是编剧身份造成的。
羊城晚报：你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述平：那时候，张艺谋刚导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想要拍一部城市片。我当时还在写小说，他挺喜欢我的小说，就让我从长春到北京，跟他聊故事。之前，我从来没想过写剧本这事，没有这方面的理想。这种入行方式并不是我选择的，是被他生生给拽进来的。他当时也不知道要拍什么，但买了我三部小说版权，最后拍了一部。
羊城晚报：当时你是一个编剧小白，为什么要用你？
述平：张艺谋愿意找作家来聊事，是知道作家有从头创作作品的习惯，而且对作品熟悉，知道导演想深挖的内容是如何来的，还能拾起一些在小说创作中舍弃的材料，帮助导演挖掘可能性。作家本身也有写作能力，与导演互相碰撞，容易出东西。
羊城晚报：张艺谋是不是把你“剥削”得挺惨的？
述平：他那不算剥削，算榨取，翻来覆去地折腾。好几稿加一起，我给他写了一共90多万字，改了接近一年。他不知道往哪儿走，我们就摸着石头过河，我听他吆喝，拿我的稿来做实验。我愿意把小说和剧本当成两个作品看待，它们成形的时候，各是各的，完全不一样。电影剧本可能只用了小说的30%。
羊城晚报：没少吵架？
述平：很少吵架。我还是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恰当的，知道导演是第一位的，自己要帮导演抬轿。我很清楚，我说：“我不写了，我要走！不跟你搞对象了！”导演会马上说：“那你走，别干这活儿呗！那就分手了呗！”良性合作显然不能到那一步。
羊城晚报：做了快30年编剧，现在应该轻车熟路了吧？
述平：说实话，我不太愿意改别人的东西。我的重心是写小说，现在也没必要写太多剧本，几年写一部，对得起自己就行。如果为了挣钱去当编剧的话，啥时候是个头啊？我还是追求一种自我满足，愿意编让我乐在其中的故事，符合审美，干得舒服。我去年写了一个改编自黑泽明《战国英豪》版权的故事，应该今年会上映。
拍电影应该是“二度创作”
在影视作品创作过程中，编剧的核心职能是创作故事、安排情节，随着行业发展，越来越多人跨界加入编剧行列……他们真的适合吗？述平担任多年编剧，从未想过当导演，他还是相信，专业的人该干专业的事。
羊城晚报：所以，《有话好好说》的磨练，让你逐渐从小说作者转变成了职业编剧？
述平：职业编剧要服从于一个大目标，在局部范围发挥主观能动性，没有太多发挥空间。我不建议电影从零开始创作。从零开始太厉害了，要求你像伍迪·艾伦、昆汀·塔伦蒂诺这样的导演，本身就是擅长说故事的作家。
羊城晚报：但伍迪·艾伦、昆汀·塔伦蒂诺这种作家型导演少之又少。
述平：我们采用的是导演中心制。一些导演会觉得他是第一位的，要参与创作故事，改剧本甚至写剧本。但不是所有导演都具备写好剧本的能力。在我看来，导演应该像一名组织者，找编剧、摄像等，最后作好判断。但没必要自己写剧本，那不是他们的长项。所以，我希望电影是“二度创作”。
羊城晚报：什么是“二度创作”？
述平：主创拿到剧本时已经有50分的内容了，题材、人物关系、情节走向有了，大的框架都在了。主创在此基础上寻找真正需要的内容，再生发一个新内容。这比你从零开始，不知往哪儿走要好。很多心气比较高的导演，一上来就想创作一个惊天动地、前无古人的故事，这往往干不成事。
羊城晚报：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位编剧站在导演旁边？
述平：导演要建立他的电影世界，得从编剧那里拿东西。但并非好导演、好编剧都能合作。两个人最起码要三观一致，跟谈恋爱一样，契合度很重要。两个人要往一个方向走，有呼吸感，不至于谈一场戏，谈着谈着就谈不动了。
羊城晚报：现在有很多IP作者参与到编剧环节，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述平：IP原本指版权内容，但如今被一些人特指为玄幻、穿越等网文小说，有些版权甚至能卖到几千万元，那是很多严肃文学IP望尘莫及的。一个探险类的大IP找过我，我回绝了。这些故事离我的文学审美很远。我没法深入到它们的世界，引起共鸣。
还原度的问题不能怪编剧
近年，编剧维权事件频发：编剧和导演的署名权之争，编剧和作家的原著改编权、编审权之争等话题，屡屡引发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