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显岳
年春节档票房不及预期是很多人没想到的事情，而周星驰、成龙在春节档的双双陨落且跌得如此之惨更超出所有人的预期。
电影既是工业也是艺术，香港电影鼎盛时期，香江四大才子遥相呼应，金庸写武侠、倪匡写科幻、黄霑写词曲、蔡澜写美食，每个人都用自己擅长且经久不衰的领域。
年，武侠后继无人、科幻属于刘慈欣、歌词属于林夕、美食属于陈晓卿，最耀眼的明星都在大陆，此消彼长已成定局。
江湖依旧辽阔，香港却不再传奇。
01
托宾说，不幸的童年更能造就一位出色的作家。如果想成为才子，童年不幸的同时，还要十足叛逆。
四大才子中，年出生的金庸年纪最大，其余三位均称金庸为先生、长辈。
金庸出生时，父亲查树勋是浙江海宁当地数一数二的开明地主，秉承诗书传家的组训，查家文、商两开花，生活优渥。这使得金庸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还因有一位叫徐志摩的表哥，比绝大多数人更早接触到英国文化的影响。
一年圣诞节，表哥送了小查一本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圣诞颂歌》，完成了最初的文学与武侠启蒙，但任谁也不会想到，此后小查将与狄更斯的人生轨迹有着80%的重合度。
急于释放荷尔蒙的青春期，“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信条尚未种进小查的心田，那时他更急于反抗权威，中学时就曾因撰文讽刺训导主任投降主义而被被迫转学，18岁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后又因屡次顶撞权威被退学，直到抗战胜利前一直在中央图书馆挂职，唯一的好处是有闲暇时光阅读大量书籍。
抗战胜利后，金庸短暂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系插班修习国际法课程后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年调往《大公报》香港分社。
此一去，与父亲便是永别。
老子早在《道德经》中便讲过“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统治者没几个会做饭的，所以“治国就像做菜一样要井井有条”的解释纯属扯淡，老子的意思从来是，“统治者对待一部分群体要像烹小鲜那样养肥了再杀”，譬如某段历史进程中金庸父亲那样的地主。
年，查树勋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等罪名在自己出钱捐建的小学操场被公审枪毙。金庸继母顾秀英事后才知道消息，将遗体拉回家后，连夜掩埋，坟头都没有敢留下。数年后，由于生活困难，顾秀英卖掉所住的两间老房，却被冠以“地主婆要反攻倒算”罪名，遭到毒打。
在香港闻听父亲死讯后，金庸“哭了三天三夜，伤心了大半年”。
02
金庸父亲被当做反动地主枪毙时，年出生于上海的倪匡，正是土改运动中一位十分“尽职”的警察。
年，16岁的倪匡中学毕业后进如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3个月，随后成为一名先后参与土改、治理淮河工程、内蒙古垦荒等运动的干警。
只可惜这位倪干警最终还是没能经受住考验，一次在风雪中运煤时因将木桥拆毁充作木柴被怀疑为反革命，隔离审查。
求生欲激发出倪匡最初的科幻能力，在很多人凭空消失的年，倪匡通过伪造公章、证件、介绍信的方式经广州逃到香港，与年即赴港生活的家人团聚。
倪匡逃到香港时，年出生于广州的黄霑已随家人在港生活了8年，此时正与李小龙就读于同一所中学，起初同级不同班的两人并不相识，直到李小龙欺负黄霑的弟弟才不打不相识。
前来为弟弟报仇的黄霑也被李小龙打得鼻青脸肿，只能另辟蹊径，在李小龙上厕所时伺机报复，结果黄霑发现了李小龙只有一个睾丸的秘密，还给他取了一个“李一春”的外号，又被李小龙打了几次后才不四处宣扬。
当黄霑在厕所扒李小龙裤子时，与黄霑同岁的蔡澜正在家中面对因早熟搞大女生肚子的问题。
蔡澜出生时，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的一个邦，从小看热带女孩在龙头下洗头性感画面的他，14岁便脱离了处男之身（！！），16岁搞大了女孩的肚子。
虽然管不住儿子的下半身，但蔡澜的父亲蔡文玄将儿子的头脑教育得很灵光，家中藏书很多，也有很多文化圈的朋友，郁达夫在南亚活动时都租住在蔡家旁边的旅馆里，文化氛围十分浓。
那时的蔡文轩很喜欢写些十分押韵的现代诗发表到当地的报刊上，儿子蔡澜却不以为然，匿名投稿骂父亲写的诗狗屁不通，父子一台戏很是热闹。蔡澜用本名发表的文章只有影评，这让他在16岁搞大女生肚子后得到边就读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边担任邵氏电影公司驻日经理的机会。
至此，时代原因让四位才子成长、际会，属于他们的时代即将到来。
03
到香港后，金庸也曾寻找回大陆发展的机会。
金庸在《大公报》做电讯翻译发表过一些有关国际法的文章，引得参与过东京审判的梅汝璈法官对他青眼有加，年邀其北上协助工作。
到北京后，时任周总理秘书的乔冠华接待了这位有前途的年轻人，一番谈话后，乔建议金庸工作前先去读一下在人民大学开办的干部培训班接受新思想，看到自己原来那么需要改造后，没几天金庸又返回香港，调入《新晚报》工作。
金庸在《新晚报》的领导名为罗孚，还有两位同事，陈文统（后用笔名梁羽生）与黄永玉（崔永元最喜欢的画家）。
事后猜想，金庸在那时便应该知道罗孚早在年便被发展为zhong共地下党员的身份，代号“罗秀才”，身肩在香港宣扬左派思想的任务。
吊诡的是，年回到大陆的罗孚，一年后却被控以“向美国出卖国家情报”的“间谍罪”，判处10年监禁，监外执行，可在北京自由活动但不准离开，直到年才重获自由回到香港，年病逝。
▲上世纪60年代，廖承志接见罗孚（左）
罗孚一生对此事决口不提，哪怕写了一本《北京十年》也仅仅是闲游散记，其子罗海雷后来著有《我的父亲罗孚》，也对此事语焉不详。
在《新晚报》共事时，尽管各管一个版面，每日有编辑任务，但时间一长，大家难免觉得索味，直到一场比武点燃了撰写武侠小说的热情。
亦如电影《叶问2》中所展现的情景，50年代的香港门派林立，时常要公开摆擂一决雌雄。年，太极门吴公仪在澳门公开迎战白鹤派陈克夫的消息成为各大报刊头版，在媒体的宣扬中，这将是一场旷世大战。
万万没想到，看景不如听景，台下写得热闹，台上才短短几分钟，53岁的吴公仪便将35岁的陈克夫打得满脸是血而结束比武，让观众失望。
蹭热点是每代媒体人的基本素养，眼看大家对一场武林大战的期望落空，罗孚想出在《新晚报》连载武侠小说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