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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谢幕的六十岁到了，我的谢幕没有鲜花和掌声，有的是一个要命的诊断书和一堆狗屎让我恶心不已。
二零一四年五月底是我该退休离职的日子，恰好在这段时间，我因为身体偶有不适，去医院查被告知问题严重，医院血液科确诊为某型白血病。正在腿发软心里空荡荡的时候，医院特殊门诊记账的小妹告诉我，成都晚报已经停止缴纳我的医疗保险，叫我赶快去单位和社保局处理。
查询的结果是，成都市的职工医保应该连续缴费十五年，但是成都晚报社只给我缴了十二年，还有三年应该补缴或续缴。我的成都媒体就业工龄足够，因为当初成都晚报承诺认可并接续商务早报的报龄，我每月工资表上的“报龄津贴”可以佐证，超过十五年。
报社的职能部门说，已经汇报给了领导，要等领导指示。
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还很煽情地说，您的事就是我的事，一定要给您办好。
我没有等来报社领导的指示，而是立即得到一张《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从此日起，报社与我切割了，没关系了，这就是他娘的鸟领导的态度！几天前斩钉截铁表示要帮我办好事情的人，再也不接我的电话。有一次在办公楼电梯口跟该部门办事的人打了照面，对方扭头就跑——没夸张，真的是跑！
我没有时间跟他们耗下去，根据规定，医保中断三个月要续上的话，需要再多缴五年。我只能自己去社保局，把缴费主体转移到个人，以后三年，社保每月从我个人的银行账户上扣缴。
最后报社还是派了一个来挂职的副总亲切接见了我，以工会名义发给我一千元慰问金。我和这位新副总互相都不认识，他虚情假意地对我的退休表示欢送，我虚情假意地哼哼哈哈，知道跟他说任何事都没有鸟用。他们看来很“重视”我，在被“接见”的十来分钟里，报社的签约律师一直在场，面前茶几上摆了一大堆法规文件之类，大约是准备对付我的“无理诉求”吧。那位副总大约不知道，我除了曾经当过货真价实的大型国企工会主席之外，还在报社主持过至少六年*法新闻部门，真要跟我拿《劳动法》打嘴炮，在场的那个毛头小伙律师，只能被我轰得胯朝天。
有同仁建议我可以去社保局投诉或向仲裁委提起维权申请，已经有过多起员工走法律维权的路子，基本上都是报社败诉。这时候的我，已经没有兴趣和精力去为了总额一万元以内的诉求打官司，我想静静地过好尚且看得见花落花开的每一天。
医生说，我患的这个类型的白血病连病因都没有完全搞清楚，眼下没有对症的治疗手段，药物只有常规性的维持功能，所以我的生命没有预期。既然多少钱也换不回来一天、半天、甚至一个小时“活着”的感觉，我犯得着劳神费力搜集证据跟曾经的东家口水爆溅地对簿公堂么？赢了官司也是亏。
为了避免领导以后装逼，埋怨我为什么不去找他帮忙，我还给成都晚报社一把手领导写过一封电子邮件，提出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和意见。六年过去了，没有任何回复。其间那个*治流氓，也是见了我扭头就跑。我依然一点不夸张地说，就是扭头就跑。
退休后的第一年，报社在几个传统节日都要给包括我在内的“编制外”退休人员发一些慰问品，春节还请回去吃过一顿饭。慰问品和聚餐虽然不值多少钱，但人家总算把你的名字还记录在册吧。
过了一年的某一天，接到报社行*部门一个电话，说以后“编制外”的退休人员就不能享受慰问品和聚餐等福利了。电话里大约怕我没听明白，进而解释说：给“编制外”的人发东西没有列账的科目！
听到后面的解释，我觉得太欺负人了，拿我这个读过正规会计专业的当傻瓜，于是憋不住反问一句：“报社的经营收入，大部分都是编制外的员工挣回来的，你告诉我，入账是怎么做到的？”
我知道，对方只是奉命传话。
我很清楚地看到，“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式上看不到了，但是总有一种耳光会把追求“生而平等”的人打得泪流满面。
“另册”依旧在，几度斜阳红。
前成都晚报新闻中心
*法新闻部主任
一度兼社会新闻部主任
编辑部成都新闻主编
广告部审稿员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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