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枚
年与张永枚（右）、蒋豪济
喜爱歌曲，特别是喜爱*歌的读者，一定知道《人民*队忠于*》、《骑马挂枪走天下》这两首著名的歌曲；而喜爱诗歌的读者，也一定知道诗报告《西沙之战》这部著名的诗篇。这些词、诗的作者就是著名*旅诗人张永枚。
张永枚年12月8日出生于四川万县，曾就读于万县中学和省立万县师范学校；13岁时在万县的《万州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描写乡绅压迫穷人的短篇小说《重压》，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年冬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年赴朝鲜作战，在前线写下了一批诗歌，结集为他的第一本诗集《新春》。张永枚的诗歌创作多取材于战士生活，作品充满真挚的感情，文字朴实流畅，被誉为“具战士风格”的诗作。年张永枚加入中国共产*，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历任中国人民 文工团团员，广州*区战士歌舞团、*区*治部文艺创作组创作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父亲与张永枚同庚，只是比他年长近九个月。父亲与张永枚相识，而且还比较熟悉。
年8月，父亲正在紧张地修改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14日这天，父亲突然接到中国作协外委会的通知，让他抽出三个星期的时间，陪同一位来自非洲索马里的作家在国内参观访问。父亲几番推辞，也没有成功。16日中午，作为领队的父亲与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首都机场，迎来了索马里作家卡里尔。他们先在北京参观访问几日后，又飞往上海，这是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飞机。几天之后，又乘火车来到杭州。8月27日，乘飞机到达广州。作为主人在广州迎接、陪同卡里尔和父亲的，就是张永枚。
大概就是这一天，父亲第一次与张永枚相见、相识。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但这是在父亲半个世纪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张永枚这个名字，因而也只能以此推断这一天就是他们相识的日子。
父亲不仅创作小说，对诗歌也不陌生，很喜欢阅读一些新诗，也经常购买一些诗集，有时去北京的旧书店逛逛，看看是否有他喜欢的书籍。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张永枚的诗集《雪白的哈达》，发行了不到一万册，年12月再次加印。有一天，父亲在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第二次印刷的《雪白的哈达》，就把它买了回来。父亲在这本书中的空白页上写道：“这是在旧书店购到的一本诗集。那位粗心的读者却热心地在上边加了许多眉批。对不起，我都给他擦掉了。”
自从年父亲与张永枚在广州相识、见面后，两个人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天各一方，有好多年没有了再相见的机会。
时光像水一样的一天天地流走，转眼之间就到了年。
年1月27日，是新春的农历正月初五。父亲在这一天带着自己的小儿子到挚友李学鳌家串门，夜里才疲惫地归来。
凌晨4时，熟睡中的父亲被大儿子叫醒，被告知有紧急事情，需要马上到机关去，文化局的车已经等在楼下。被值班领导派来接父亲的司机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那时家里还没有安装电话，公用电话因时间太早也没有开门，无法与机关领导联系，父亲只能满腹疑惑地随车赶往机关。到单位后，值班的局领导也不知道有什么紧急情况，只是让父亲立即给市委书记吴德回个电话。在通话中，吴德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要求父亲马上赶到他在市委的办公室。一头雾水的父亲又乘车赶到市委。吴德与父亲简单寒暄了两句后，便把他领上自己的专车，迅速地驶出市委大院。
汽车行驶在宽阔、寂静的长安街上。一路上，吴德一直没有说明因为何事将父亲找来、现在要去哪里。父亲也不便多问，只能东一句西一句的一边与吴德随口聊着天，一边在头脑中急速地思索。当汽车拐弯驶上通往钓鱼台的道路时，父亲的内心一阵激动：难道是毛主席要接见我？毛泽东主席曾接见过许多文艺界的人士，包括胡万春等与父亲同时代的作家；当时《艳阳天》在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反响是很大的，而吴德对此行的目的又始终神神秘秘、讳莫如深的，父亲有这样的猜测也是十分自然的。
父亲只猜对了一半，接见他的不是毛泽东主席本人，而是他的夫人，时任中共中央*治局委员、主管文艺工作的江青。
父亲在吴德的陪同下来到江青在钓鱼台的住所时，诗人张永枚和记者蒋豪济已经到达，他们也不知道为何而来。直到不久后江青来到会客室，他们才知晓了原由。原来中国在南海的西沙进行了一次对南越的自卫反击战，并取得了胜利，江青让父亲、张永枚、蒋豪济三人带着她的亲笔慰问信，代表她前往西沙群岛慰问前线*民，并要求父亲和张永枚深入采访，写出相关的文学作品。当接见即将结束时，江青一再嘱咐父亲等人，到海南后不要接受特殊招待。接见谈话的时间不很长，父亲回到家时才28日的清晨六点多。
.2.14在陆*医院看望伤员
这一天的中午12点，父亲与张永枚、蒋豪济在西郊的海*大院集合，一同来到良乡机场，近两点时乘海*的飞机直飞广州，夜晚到达。时任广州*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和广东省革委会主任的赵紫阳会见他们三个人时，要走了江青的信件去印刷下发。为了安全等原因，按照吴德的意见，广州*区发给父亲一套陆**装，父亲同张永枚一样，也成为人民解放*中的一员，当然这是暂时的。
年2月与张永枚在西沙同战士们合影
从1月29日开始，直到2月19日，父亲与张永枚朝夕相处，先是从广州飞至海南岛崖县（现三亚市），后乘直升机飞至西沙群岛永兴岛，先后登上石岛、珊瑚岛、金银岛、琛航岛、广金岛、晋卿岛、甘泉岛等所有驻有*民的岛屿，逐岛访问驻岛战士、作战英雄和海岛民兵等，收集写作素材。在登陆甘泉岛的时候，经历了千辛万苦，先后两次都以失败而回，在西沙的最后一天，他们第三次登岛，因风浪太大，小舢板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几次尝试没有成功后，陪同的部队领导担心发生意外，不同意继续登岛而要返回舰船。父亲望着那个他们唯一没有登上的有人驻守的岛屿，发了庄稼人的倔脾气，声称就是死了，也要把我的尸体抬到岛上。又是几次无果的尝试，岛上的守*也早已发现这个坚韧不拔的小舢板，六个战士浮水游到舢板边，硬生生的将小船抬到了岛上。当父亲的脚一踏上小岛，便拥抱着那些个勇敢无畏的战士喜极而泣。回到海南基地后，父亲与张永枚又到参战舰艇、参战陆*部队采访，与地方基层干部、渔村医院看望在此次反击战中受伤的部队战士。在海南岛和西沙的整个采访、慰问过程中，他们的言行一直保持着低调，但凡感到接待的规格有些特殊，便坚决谢绝。
年许世友等在海南岛榆林要塞
从广州返回北京后，两个人立即分头开始着手进行创作。2月22日，父亲接到张永枚打来的电话，询问父亲的写作情况，并说自己已经开始动笔。张永枚的这个电话，让父亲心里十分着急，因为他自己到底用什么体裁写，怎么写，写什么，都还没有完全想好。
张永枚的电话，给父亲带来了巨大的也是无形的压力，他抓紧一切时间进行思考、尝试。
3月5日晚上九点多，父亲接到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这个会议是个汇报会。除了当时的中央领导江青、张春桥和吴德外，与会者包括父亲、张永枚、蒋豪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谢铁骊、钱江，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心刚、张冬凉、陈亚丁，中央乐团的殷承忠、李德伦。国务院文化组的王曼恬、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人也列席了会议。张永枚代表父亲与蒋豪济在会上对西沙之行做了汇报。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的早上五点。
父亲经过冥思苦想，最后决定下苦功夫，花大力气，创作一部并不把主要篇幅放在直接描写西沙海战过程上，而是要说明我们的渔民祖祖辈辈生在西沙，死在西沙，很多人用鲜血保卫过西沙，用汗水建设了西沙的小说，并将小说的题目暂定为《西沙的儿女》。
3月15日这天，父亲草完了小说的提纲，《光明日报》上也全文刊登了张永枚的诗报告《西沙之战》。《西沙之战》的发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轰动了全国。《人民日报》首先进行了转载，接着全国多家报刊也进行了转载，很快又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广播电台也在一遍一遍地播送着。这一切，都使父亲感到更大的压力。
父亲抓紧机会进行创作，用了4天多的时间，写出《正气篇》的草稿，最多的一天写了近一万六千字。《北京文艺》在三月号上选载了《正气篇》，北京人民出版社6月出版了《正气篇》的单行本。
年7月，《西沙之战》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张永枚当时签赠给父亲的那本《西沙之战》，如今珍藏在河北省三河市的“浩然文学纪念馆”中。
在几易其稿后，《西沙儿女》的下篇《奇志篇》，也由北京人民出版社于十二月出版。除此之外，父亲还创作了一部儿童文学中篇《欢乐的海》，《天津文艺》、《革命接班人》、《天津日报》都予以选载，天津人民出版社年11月出版了单行本。至此，可以说父亲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反映西沙儿女建设西沙、保卫西沙的写作任务。
西沙之行，使父亲和张永枚从相识变得熟悉起来，而在那段使人难以忘怀的20余天里，父亲给张永枚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从西沙归来后，父亲与张永枚的交往渐渐的多了起了，虽然同住在一座城市中，除了打电话外，有时也互相写信联系。在年8月23日的一封来信中，张永枚就写道：“接读来信，不禁想起海南、西沙相处的日子，平时也常想起你。……”
年1月8日，父亲来到市委第四招待所报到，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天，同是人大代表的张永枚便来到父亲住所看望。此后的几天会期里，张永枚又与“北影”的导演李文化两次来看望父亲。
虽然已从海南西沙回来一年有余，但父亲与张永枚跟那里的一些文艺工作者结下了友谊。年3月9日上午，当时在海南岛工作的摄影家伍振超到家中看望父亲，一番叙谈后，两个人结伴一起来到张永枚的家中，边吃边聊，直到下午。
年3月20日，父亲与张永枚又一同参加了在中国对外友协召开的筹备接待日本代表团的座谈会。
9月16日，正在京郊延庆县大庄科中学写作的父亲，突然接到市委的电话，通知他立即返回北京市内。等他到了北京，才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他立刻去大寨开会。
西沙群岛甘泉岛
父亲17日到了大寨，才得知江青在此召集文艺界部分作家、导演、演员开会。江青在会上布置了几部电影的写作和拍摄任务，而承担任务的人里边，就包含着父亲与张永枚。19日晚上，父亲与张永枚同住一室。父亲见到张永枚神智有点不好，很替他担心。张永枚为什么会这样？他不肯谈，父亲也不便多问，自然也就摸不清原委。
9月20日，回到北京的父亲到中山公园找市委一位主管文艺的领导，汇报自己的活动等有关情况，听这位领导说，张永枚从大医院。这个意外的消息让父亲大吃一惊！
年2月5日，正在因病住院的父亲被叫到东方饭店，参加刘庆棠召集的重点影片会议。在会议上，父亲见到了张永枚。因父亲正在住院，故而三天的会议只参加了半天。
两天后的2月7日，父亲来到“创办”开会，于会泳、张维民、刘庆棠、浩亮等人接见了重点影片的创作人员。在这次会议上，父亲再次与张永枚相会，而且这次相会很可能就是他们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因为此后不久，他们便分别踏上写作电影剧本的旅程；再过后不久，便粉碎了“四人帮”；再过后，他们都受到江青的*治株连而受到“批判”……
年12月23日，父亲接待了从中国京剧团来调查张永枚的人。张永枚那里也一定接待了前去调查父亲的人。
张永枚调回了广州。父亲仍住在北京。天各一方的父亲与张永枚之间是否还有联系？若有联系，还像以往那么密切吗？他们是否像以往一样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好友？他们是否从跌倒的地方又重新站立起来了……
“真金不怕火炼”。父亲与张永枚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他们用自己的言行，用自己的成就，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对*的忠诚，对祖国的忠诚，对文学的忠诚，对读者的忠诚。他们都重新站立了起来。
年的“七一”前夕，父亲被北京市文联机关*委授予“优秀*员”的称号。这一年，父亲还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苍生》，这部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小说引起社会的广泛
在我院俞志慧教授的指导下，由我院三个学生科研项目《古文观止》的编辑与传播、绍兴古桥的历史与文化、《越郡风俗詞》整理与研究组成了绍兴记忆研究团队。年6月5日，《绍兴晚报》越文化专栏刊登了我院学生方楠的《谢公桥的谢公，到底是谁？》一文。方楠同学所负责的《绍兴古桥的历史与文化》课题，现已列入年国家级创新创业项目中。
绍兴记忆研究团队成立至今，成果丰硕。自年6月起，团队成员相继在《绍兴晚报》越文化专栏发表文章。赵佳峰的《两位绍兴人编了〈古文观止〉——寻根绍籍编者吴楚材、吴调侯》、方楠、胡雪盼的《一道靓丽的风景一段丰厚的历史——记斗门镇荷湖村荷湖大桥》、方楠的《断桥剪影——东湖镇永宁村蜈蚣桥的美丽脸孔》、陈微的《倾听越郡风俗词中的采桑曲》和《水韵悠悠——越郡风俗词里的绍兴水》、褚晴的《以身许国，仗剑御敌——从诸暨几座祠堂看诸暨人的尚武精神》。团队指导老师俞志慧教授也率先垂范，发表两篇文章——《与范蠡有关的几个古地名》和《传说中位于坡塘的范蠡养鱼池找到了——越国时期水利工程遗迹考察有一些惊喜》。以上文章，都有幸在晚报上引起市民的
年5月20日，绍兴记忆研究团队在浙江省第十五届挑战杯·富阳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荣获二等奖，这是对团队阶段性成果的肯定。接下来，绍兴记忆课题组三个团队的成员将继续依托《绍兴晚报》越文化专栏发表文章，争取将更多艰深的学术成果转化为口耳相传的市民记忆。
附原文：
谢公桥的谢公，到底是谁？
绍兴记忆研究团队方楠
绍兴俗语中有一句话叫“北海鲤鱼谢公钓”，七个字中包含三座绍兴古桥的名字。其中的谢公桥，伫立在绍兴市越城区西小路与新河弄交汇处，作为绍兴古桥群中的一座老桥，它仍然承担着交通功能。
不少住在西小路的居民告诉我们，“谢公桥”之所以叫“谢公”，是因为当时一位有钱的公公为了叫儿媳妇回娘家方便，专门为儿媳妇修了这座桥，儿媳妇为了感谢公公，就起名为谢公桥。显然，这个传说可信度并不高。南宋施宿等撰《嘉泰会稽志》卷十一记载：“谢公桥在新河坊，以太守谢公所置，故名。”《乾隆绍兴府志》提到谢公桥：“康熙二十四年重修。”嘉泰志的意思是“谢公桥”的名字是为了纪念当时会稽一个谢姓太守。那么这个“谢”太守到底是谁呢？
《嘉泰会稽志》卷二中提到：“会稽自秦置守，汉因之，其后更守为太守，尉为都尉，或以都尉行太守事。在汉末三国时，亦有以丞功曹行郡事者；东晋改为内史；至宋，乃复为太守焉；隋为总管，复又改都督；唐初亦沿隋制，久之乃为浙东观察使。”意思是会稽从秦开始设立“守”的职位，汉朝沿袭秦朝的制度，后改“守”为“太守”，改“尉”为“都尉”，有时“都尉”还可以代行“太守”的权力。到了汉朝末三国时期，也有“丞功曹”管理郡中事务。东晋时期，又改此官职为“内史”，直到南朝宋时才又改回到“太守”一称。隋朝时叫“总管”，后又改为“都督”。唐朝初年沿袭隋朝的称谓，很久以后才改称“浙东观察使”。由此可见，会稽历史上两次出现“太守”这个官职，一次在汉代，一次在南朝宋时。那么，这个“谢公”究竟是汉朝人还是魏晋南北朝人呢？
在实地考察中，我们发现，谢公桥的桥拱上的捐款刻石文字的风格为晋代隶书风格。那么，这座桥建成时间显然不早于晋代。由此可以推断，这个神秘的“谢公”应是南朝宋的太守。
《嘉泰会稽志》卷二的《太守》篇中明确记载的“谢”姓太守一共有四位：谢玄、谢琰、谢輶和谢方明。
谢玄，字幼度，奕之子。孝武帝时，授散骑常侍、左将*、会稽内史。时吴兴太守晋陵侯张玄之亦以才学显，自吏部尚书与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亚于玄，时人称为南北二玄，论者美之。
谢琰，字瑗度，太傅安之子。孙恩逃海岛，朝廷忧之，以琰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事。
谢輶，会稽人，会稽内史。
谢方明，陈郡阳夏人。伯父吴兴太守邈，贼至被害，方明结邈门生义故掩讨，手自刃之。时荒乱之后，吉凶礼废，方明合门遇祸，资产无遗，营举凶事，平世备礼无以加也。永初三年，为丹阳尹，有能名，转会稽太守。江东民户殷盛，奸吏蜂起，符书一下，文摄相续。又罪及比伍，动相连坐，邑里惊扰。方明阔略苛细，务存纲领，缓民期会，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系之狱，东土至今称咏之。承代前人，不易其*，有必宜改者，则以渐移变，无迹可寻。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编者把他们四位均归类在“太守”这一目录下，但谢玄、谢琰和谢輶实际上是“会稽内史”。而《嘉泰会稽志》中所提到的四位“谢”姓太守，均是南北朝的名士，那么，哪一位才是我们要找的营造“谢公桥”的主人呢？
首先，我们可以从四位“谢”姓太守的生平经历入手。
谢玄（年—年），是东晋太常卿谢裒之孙，桓温幕府司马谢奕之子，太傅谢安之侄，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事家，与吴兴太守张玄之并称“南北二玄”。谢玄出身于魏晋名门陈郡谢氏，从小就聪慧，与堂兄谢朗一同为叔父谢安所器重。太元九年（年）后，谢玄因病改任左将*、会稽内史，抱病登车，调往会稽郡任职。四年后病逝于会稽。也就是说，谢玄在会稽的任期不超过四年，而又是因病调任，自顾不暇，在会稽任上也并无文献记载有大功绩，那么“谢公桥”很可能并不是为他所建。
谢琰（－年），东晋后期重要将领，太傅谢安次子、车骑将*谢玄从弟。太元十年（年），谢安去世，谢琰为其守丧，同年十月，凭借淝水之战的战功获封望蔡公。丧期结束后任征虏将*、会稽内史。谢琰无论资历和名望都在会稽极有地位，当时人都认为他必定能安定当地。而谢琰亦轻敌，到郡后既不安抚士民，也不修整武备。《晋书·谢安传》记载谢琰“及至郡，无绥抚之能，而不为武备”，将帅进谏说：“强贼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扬仁风，开其自新之路。”谢琰却不以为然地说道：“苻坚百万之众，尚且送死淮南，何况仓皇逃到海上的孙恩，怎能东山再起！如果孙恩再来，正是上天不容国贼，让他快来送死而已。”隆安四年（年），他在守卫会稽郡时因部下叛变阵亡。可见，谢琰虽然是东晋著名的*治家谢安之子，自身实力也十分卓越，但在会稽任上并没有得到百姓的好评和赞誉，那么显然“谢公桥”很可能并不是百姓为谢琰这位“会稽内史”所建。
谢輶，谢石之子，太傅谢安之侄。《宋书·良吏传》中提到：“内史谢輶请为山阴令，复有殊绩。”《宋书·裴松之传》中也有记载：“晋孝武太元中，革选名家以参顾问，始用琅邪王茂之、会稽谢輶，皆南北之望。”
谢方明（—），东晋官员，生于会稽，祖父谢铁是东晋太傅谢安的六弟。根据《宋书》和南宋《嘉泰会稽志》的记载，谢方明跟随伯父吴兴太守谢邈在吳兴郡，恰逢孙恩在会稽造反，东部国土几个郡都有人起来响应，谢方明劝谢邈躲避，谢邈不听从，最后被孙恩杀害。谢方明逃窜得以幸免。不久，孙恩攻陷了会稽，孙恩悬赏收买方明甚急。方明于是从上虞带着母亲和妹妹逃到东阳，流离失所，历经险厄，备受诸多苦难，却秉持坚贞独立之操守，不改自己忠于国君的誓言。永初三年，谢方明转任会稽太守。方明深通治理一方的大体，命令郡县监司的吏员，不得轻易外出，革除“比伍”（比，比邻，伍，古时以五家组成一“伍”，互相守望）的连坐，迅速处理积压已久的官司，*声甚佳。元嘉三年，谢方明死在其任上，享年四十七岁。
由上可知，尽管职能相同，但四个人中，只有谢方明的官职确凿无疑为“会稽太守”，而其他三位都是“会稽内史”。同时，从四人在会稽任上的*绩来看，谢方明忠君爱民，造福一方百姓，深得民心。笔者推断，四人中谢方明为谢公桥之“谢公”的可能性最大。
坊间有一种传说，“谢公桥”是为纪念南朝宋文学家谢惠连所建，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虽然谢惠连是地道的会稽人，但谢惠连并未在会稽任过太守，可考的史部文献中均只记载他的父亲谢方明曾任职南朝宋代的会稽太守。而谢惠连一生只活到二十七岁，并不可能年纪轻轻扶摇直上到“太守”一职。但历史上谢惠连的文学才华确实得到公认，他的族兄谢灵运常感慨“张华重生，不能易也”，李白也曾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赞叹道：“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陈郡谢氏作为晋朝时与“琅琊王氏”齐名的望族，后辈子孙中人才济济。不管千年前“谢公桥”是为了纪念哪一位，以四人之才，均可称一声“谢公”。而四位“谢”太守均是出身望族谢氏，又都曾在绍兴任职，可见绍兴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第五伦、马臻到谢方明，绍兴太守为绍兴百姓的安居乐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绍兴名人故事”中不妨再添一笔——谢方明。
（本文经俞志慧教授指导修改，谨此致谢。）
供稿
方楠
编辑
网络媒体团陈嘉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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