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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号，第三届德国中国电影节，中国导演郑大圣凭借《村戏》，荣获最佳导演奖。而在这之前，《村戏》已在代表中国电影最高水准的专家奖——金鸡奖上，入围了最佳导演、编剧、摄影、女配四个奖项，并最后拿到了最佳摄影奖。去年11月，《村戏》实力入围第5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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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戏》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电影？为什么很多人说它是年华语电影的最大惊喜？
导演
作为《王勃之死》《古玩》《天津闲人》《廉吏于*》的导演，郑大圣的电影从不追求热点并借此吸引大投资，而是更注意对一个题材与题材所处时代的深度进入，在其中寻找时代与人物的结合点，并据此生发出人性与叙事的可能——而这一切，往往建立在相当低廉的成本与在成本范围内尽力保持品质与质感。
在中国当代电影导演中，他是一个远离商业，甚至也远离争议与话题，而专注电影本身的另类，他的生存空间不能不说是狭小的，只能在“电视电影”这样的机制与投资规模中做自己的电影，但这些电影依然积累起郑大圣的声誉，并使大家对他的《村戏》抱以一种谨慎的期待。
故事
《村戏》根据一个山西作家贾大山的短篇小说改编。
内容是80年代初“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夕，一个北方村庄的村民一起排演一出村戏的故事。戏的剧种属于山西梆子。在一个“ＩＰ”成为电影业内人士的谈论关键词的时代里，这个故事实在距离任何一个当代城市观众的兴趣点都很远：无论是80年代初的北方村庄，还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山西梆子。
但这个电影是出人意料的：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是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让人从疏离到进入，并最终引发对历史，对人性的严肃的重新审视的故事。
故事从“联产承包责任制”说起，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30年的重要一步，经济结构的重新设定，是之后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基础与前奏。但郑大圣的重点并不放在“分地”上，他拍的不是80年代的颂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过神州大地”，这个令人愉快的过程，意味着人性从*治桎梏中的复苏，意味着物质与精神马上要丰裕起来的未来……他拍的是一个“疯子”，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主角
这个叫王奎生的疯子，曾经是民兵连长，是大队铁面无私的看青人，当他自己的女儿和孩子们一起来地里偷吃花生时，被他痛打而意外死去，然而为了能使村里树起一个道德典型并获得救济粮，他得到公社去宣传自己的大义灭亲的“事迹”，——王奎生疯了。
在他的被规训的价值观里，集体的利益远远高于个人利益，被规训的世界观里，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整个社会都处在一个准战备状态中，然而，他又还有正常的家庭与妻儿，正常的父亲对女儿的感情。个人的内心情感与大义灭亲的道德定义把他的精神世界撕裂了……
这个故事真正的主角，不是卸下历史的包袱向着新时代而去的人们，而是被历史摧折了的人，被规训，被模范，被孤立，被抛弃……这时候，只有文学与电影的光照在他身上，照见他的空洞与被动，他的疯狂与痛苦。
在郑大圣的电影里，有个小芬姑娘同情他，照拂他，想让他留在村里，不直接扔到历史的精神病院去。这是一个圣女式的人物，在中国电影里是非常少见的，她被塑造得不够有力，更多地像是一个导演的倾向，他倾向于相信与普遍的遗忘与淡漠相对，还有着同情与承担的可能。对个体的同情，与对历史的承担。但小芬姑娘并没有改变现实，疯子被送走了，分地开始了。
在我们这个渐渐娱乐至上的时代里，《村戏》的意义不止于是电影界的一股清流。疯狂的人，疯狂的历史，已经永远被关进精神病院了吗？或者冷漠将意味着个体的孤立，遗忘将意味着重蹈的危险？这是一个有文化自觉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反思，它有语言上的力度，态度上的温和，与精神上的锐度。
日前，《村戏》上海影城首映，个座位的亚洲最大巨幕厅，上座率达到了八成。
获奖记录
第三届德国中国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入围年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女配，最后拿到最佳摄影奖
入围第5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
开年看大戏！
由德阳晚报观影团发起的《村戏》德阳场点映正在召集中。
3月17日，百城点映德阳站需要名热爱这部电影的朋友，让我们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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