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6月，我租房到期，因为不在法制日报社上班，便搬家到了北科大旁的“志新北里”小区跟人合租两居（次卧）——二房东电话里声称是“中国*法大学毕业”（我就信了）实际在昌平法大外面自考法律毕业考上律师的，个人素质依然很低，而且房子也在二里庄，这时，我刚到《当代通信》杂志上班。当时正好夏天，二房东与女友加上他发小男主主卧，夏天看到两男一女同居一室，男的赤裸上体就穿裤衩感觉很不舒服。发小男小床用衣柜隔开男主与女友大床，可谓啪啪之声相闻、不知会否往来？
我晚上睡觉要关门，于是南北通透的风流被隔断，他们也关上门开空调。
年3月到年1月国家图书馆借书记录。
在那住了两个多月，我要搬走，二房东不干，带着发小、老婆来对我吵骂——我不忍就会打架——但我孤身一人对我不利，虽然搬家过来时是我当保安的表弟帮着搬的，如果他叫一帮保安过来，那就把事情搞大了。最后，我搬走后他们没有退还我的钱，没让表弟知道，算啦，君子不计小人过！
大概在年10月，我搬到了五道口中国地大墙外东升派出所对面两居次卧（单独带一个小厨房兼维卫生间），月租一千（主卧住的房东）。
加盟求是《小康》杂志
这好像是在小康杂志的第一篇报道，网上转载比较多，今天搜索依然能看到。
这篇报道的来历啊，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在加盟小康之前回四川老家的时候，上飞机后，看到空姐动员坐在我前排侧右方应急出口的老人换坐——因为这个地方要年轻人去坐，在紧急情况下飞机着陆后要打开应急舱门。我坐位没靠窗，这个时候我看见一个小伙子往这个走来，我有点预感这小伙子很可能就是我前排的，说不定他会去“填空”，我赶紧抢在他前面去坐那个位子。我刚坐下小伙子也挨我坐下，呵呵，好险。
然后在飞行当中呢，小伙子一直在看书，我也在阅读——我这个人呢就是好奇心重，我看见他在看书就想知道是什么书。等他不看的时候我就问他可不可以给我看看？他说可以，我就拿过来看了，然后就很不自觉地霸着看人家的书很久，他就看那些报纸了。这是一个关于外资并购国资的书，我现在记不住什么书名了——完了我就跟小伙子认识了。原来他跟我是老乡、加朱安东——他老家就离我们自贡就几十公里，他当时在是清华大学马列主义研究中心的老师，清华理工本科毕业又读了清华文科硕士，后来去美国麻省诸塞大学留学马克思*治经济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回来任教（现为清华大学马列学院*委副书记）。
年9月8日，由国资委、商务部等六部委出台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正式施行。于是，我在小康杂志选题会上申报了关于跨国并购国资流失问题报道获批，然后我对北京大*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人大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吴易风等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相关采访，又去采访朱安东，他又给了我一些资料和书籍，比如来华访问学者DaleWen博士著作《使少数人富起来的改革——中国与通往经济全球化之路》和乌拉圭作者爱德华多·加利亚诺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等。于是，这个报道“应运而生”。
小康杂志是江浙民营企业投资两千万跟求是杂志通过刊号合作创办的，每期稿件由求是杂志负责终审。小康杂志办公地点在求是杂志社的红心院——但与求是杂志社本部实际上是隔开的——求是杂志社院有武警站岗，我们一般都没法进去。小康杂志办公楼租用求是杂志社后勤楼，是求是杂志的服务员、武警官兵宿舍。红心院外是求是杂志社司机班办公平房，有一个小巷、小门通到求是杂志社里面去，我曾经进去过问食堂能不能买饭，结果不可以，必须求是杂志社员工才能办饭卡。
小康杂志办刊目的给公务员看，希望和求是杂志形成上下呼应关系。所以觉得逼格很高，像我这样的资深记者到那儿第一个月居然为“实习记者”，而且第1个月试用期居然没有工资、光有稿费。工资制度也比较搞笑，一般记者底薪，像我是资深记者就底薪；然后呢，还有学历工资、工龄工资、通讯租房补贴，我是“本科”，要加元，所以我底薪是1，每个月基本工资有多块——我法制早报同事大专毕业，他资深记者底薪。然后就是稿费，但每个月稿子很少能够发到三篇以上，只能发一两篇稿子，所以呢，稿费也就一两千元。但有一个月挣了多，因为举办论坛搞了个增刊，我在那还发了稿件，所以呢，当时小康杂志编辑部主任说我效率很高，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
第一次开评刊会得罪大多数人
有一句老话说的好：“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最讲认真！”在媒体从业十五年，我累积跳槽五十次，但几乎每次从头开始我都认真对待新工作，我始终充满激情！我在加盟小康杂志社的第1次评刊会上，我认认真真的评刊，从封面设计到栏目设置、从封面文章标题到文章内大小标题，提了一串建设性意见——我以为这些同事会很高兴地接受我的意见，然而我想错了，实际上我把大多数同事给得罪了！很简单，在杂志工作就为混碗饭吃，过得去就行，只要领导没挑毛病，编辑部自己何必自找麻烦？
无独有偶，我应聘《科学中国人》杂志时记者编辑时也出现尴尬。
面试时，那个社长热情洋溢地叫我对他们杂志“提提意见”——结果我特么信以为之呢！也是从封面到版式再到栏目设置给他提他一通意见——应该是建议吧。没想到听完了以后他有些红着脸跟我说，首先感谢我提的宝贵意见，然后他跟我说，你说的呢跟实际情况上有一些差别，很多专家觉得这个杂志如何如何好……我听了很尴尬也很无语，当然这次应聘也就*掉了，但我不后悔！
年国庆7天长假期间，我应清华大学马列学院教师朱安东的邀请，参与了一个农村社会调查。我们到了湖南一个县，朱安东清华校友刘岗创办企业攒下千万资产，所以他决定为家乡父老乡亲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自己拿钱出来搞民调，以便后期开展扶贫项目。
他们组织了清华学生、湖南湘潭大学学生一起参加，我们每天就是到村民家里访贫困苦、问卷调查，住宿全在刘岗家，自建二层楼房比较宽敞，我们有二三十个人住他家，楼上我们住大通铺。
这次呢，我邀请了我原来《法制早报》同事熊伟一起参加——5年4月选题会上，他爆料圆明园管理处私下把福海湖心岛租给了两个演员，我才获得报道圆明园湖心岛出租的机会并一举轰动全国。所以，为了感谢他就请他一起来。不过他这个人比较二，他事先未经主办方同意自行邀请湘潭大学一个女教师参加调研，还让报销长沙过来的一两百打车费。
更严重的是，当年我们出去坐长途汽车、火车都不敢说自己是记者，不然，马上有老百姓找你告状。而我们到村里后，人家听说有记者来啦，马上就有人找来了申诉、告状。关键这些情况《小康》杂志不太能报道，所以，我就让大家不要说我是记者。但有两个人来找记者，熊伟就热情接待，听完人家陈述后，他自己已经没做记者了，却明知故犯地让人家找我，我硬着头皮接待感到很无奈。之后有个女被家暴两口子要离婚也找记者，熊伟再次热情接待并听完陈述后转头让找我，我硬着头皮花费时间接待安抚解释一番。最后，对熊伟忍无可忍，跟他绝交！
开总结会的时候，湘潭大学一个女研究生刚洗完澡，于是，穿过短裤裸露着丰满的双腿开会，我见色起意、瞄上她，我乡友朱安东发现后诡异地笑了。
我和辣姑娘认识后，把这边事情处理完，便在返京途中顺路去长沙看她（她们先走）。我带着县委给我们的慰问品作为礼品给她，在学校餐厅请她和两个女同学吃了一顿饭，饭后晚上我们去唱卡OK（后悔该唱通宵，哈哈）。我唱的时候，她同学就在前面比划舞姿，哈哈。我趁另外两个女生不注意，突然偷偷吻她的脸，她就把手高高举起轻轻地落下打我，我突袭亲了她好多次，哈哈。
第2天，她陪我去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后来又在长沙逛街，吃美食。我还记得我们俩上街回来以后，一回宾馆房间，她就一下就跑到床上躺着了。我没碰她，我也在床上躺着（标间两张床）。
那天上午我要坐车离开长沙，她早上八点左右来送我，我打定主意把她收了，我抱着她亲她，把她往床上抱，她就往门口挣扎，要开门出去，但是我力气大呀，她出不去，但紧紧地拽住门把手不放，我不敢硬来，就抱住她亲吻。后来她就跟我说：“你要坚持这样，以后你再也见不到我了！”实我当时是傻了，哈哈，见不到就见不到呗，反正吃了再说，呵呵。但我当时是真的想和她处对象谈恋爱啊！她这么一说，因为我是想长期和她发展嘛，结果就放手了。殊不知，从此以后，我和她天涯两处，再未相见，仅仅保持联系几年——肠子悔青了，呜呜呜呜呜呜。
担任“省部级访谈”栏目报道
在小康杂志我负责报道（还有其他同事也负责）的一个栏目是“省部级访谈”，所谓“省部级访谈”就是对省部级**领导干部进行采访报道，它设置这个栏目的目的呢，是为了将来跟各省市进行商务合作采访报道那个省委书记或者省长后，把这杂志拿去与所在省联系合作，人家一看，杂志封面报道是省长或者省委书记，可能就有认同。此外，小康杂志能够采访到我们省委书记、省长，说明跟上面领导有什么关系，合作这个事情就比较好说了。
但实际上呢，我们采访（面访）到的基本上都是副省级、副部级，正部级、正省级领导基本不接受我们采访（面访），只有副部级副省级才愿意接受我们的面访。对于省委书记、省长，我们只能通过外围采访——从他出生地、中小大学、工作过的单位进行采访，稿子写好后，发过去审核并申明如果半月内没有明确回复不同意刊发，小康杂志将视为同意刊发，于是，大多数省委书记、省长访谈就刊登出来了。
比较搞笑的是年10月1日小康杂志出刊，封面报道省部级访谈人物是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副部级邱晓华（我同事采访的），但是10号左右邱晓华被双规，结果小康杂志就不好卖了，还收回来销毁，哈哈哈哈哈哈哈
封面文章中的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与城市地下管线危机是我采写的。
我采写的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事先通过海南省委宣传部发给采访提纲，提了30多个问题，但没接受面访，书面回答采访提纲仅限少数几个问题，于是，我循例进行外围采访。
为了获得第一手真实资料信息，避免宣传内容，我故意绕开河南省、驻马店市委与泌阳县委，直接一杆子插到羊册镇古城村——我是在驻马店去泌阳的长途车上打听到卫留成老家羊册镇古城村的。结果我到了村，在小食店吃午饭饺子时，店主贾铁强听打探卫留成，还是把我带到村委会去了，因为村委会才有卫留成老家房子钥匙（无人居住了）。
不过，在村里看到卫留成弟弟家房子，还没有其他村民房子修的更好，卫留成对家人基本不安排工作，姐姐、弟弟、弟媳都务农或打工。外甥女在湛江时想调到海口，被他拒绝，说你要调到海口我就没法工作了（想调的人很多），结果搞得姐姐很有意见。在海口，有人碰到在中心广场散步的卫的姐姐时，不理解地问：“省长怎么不给你安排工作？”
我在泌阳县11路公交车上问女售票员对卫留成的印象，她说，“这个省长比较刚正无私，因为他的姐姐弟弟都仍然在农村当农民。”
后来我要采访他中学同学的时候，同学是县*协常委，非要经过县委宣传部同意才接受采访。没办法，我只有去找县委宣传部，他们帮我组织了一批卫留成中学同学来我宾馆房间集体接受采访。接下来中午县委宣传部请我吃饭、晚上卫留成中学母校请我吃饭，一再喝他们河南地方酒，不喝不行。喝得我晚上在宾馆里吐了八次，吐得肝肠寸断啊，呜呜呜呜呜
我所欣赏的省部级高官
“妈的，老子工资四千八！”卫留成跟大学同班同学、石油大学勘探系钻井专业65级的吴长发吐槽道——他刚到海南省任职时是副省长——此前他是中海油年薪20万的CEO。“你知道哪些事我能办，哪些事我不能办，你能挡的就给我挡一下，不能挡的，再让我来应对。”卫留成委托吴长发当他的联络员，同学校友等都需要通过吴长发才能联系到卫留成。
我曾到吴长发家采访，很凑巧，他妻子郝月凤与卫留成妻子是大学闺蜜，卫留成妻子患癌离世之际，卫留成与吴长发夫妻陪伴在她的身边……
有人对吴长发说，“老吴，你鞍前马后跟卫留成跑了这么多年，怎么没找他给你在总公司安排个位子什么的？”吴很坦然：“我们有默契，我不需要他照顾，他也不会提携我。我一直没入*，这样，他就能以此为借口不对我‘委以重任’。曾有几任*委书记找我说，‘吴老您要不入*我们怎么交代，工作怎么做啊？’所以，我直到退休时才入*。”
采访中，我对卫留成这个人比较喜欢，因为他是不贪腐的官员——这个跟他的爱情与家庭有关。
卫留成与发妻徐麦红是大学同学，徐麦红父亲是中学校长，母亲是中学老师，这位来自西子湖畔的姑娘心地十分善良，卫留成逆境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打动她——文革期间卫留成躲避参加*治运动，通过学习毛主席语录英文版学习英语——他后来任职中海油就因为英语好，于是，两人的关系便渐渐友好亲近起来。
卫留成大学时曾患过肝炎，为此，郝月凤曾关心地问徐麦红，“他有病你还愿意啊？”徐麦红质朴地说，“他愿意我就愿意。”
郝月凤见证了这一对同学夫妻自始至终的恋爱、婚姻过程。她说，“两人关系不一般，感情特别深。”
而就在徐麦红生命即将终结之际，她依然惦记着自己撒手离去后卫留成将会遭遇的孤单，特嘱咐卫留成娶她离异表妹邵小曼（央视编辑）为妻，携手共度人生。
卫留成最大的贡献是率先在海南省减免中小学学生学杂费！
小时候的卫留成学习很刻苦，在村小学上学时，即使天阴下雨其他学生不上学他也坚持上学。年在阳台上初中时，离家有4公里，卫留成住在学校，周末不回家，坚持在校学习补课。父亲和姐姐轮换给他送红薯、地瓜干，但其间由于粮食的匮乏，他曾多次饿倒……
如今卫留成大权在握，草根出身的他没忘本，他要让农村孩子顺利上学。
而做这件事，卫留成可谓煞费苦心——据吴长发介绍，卫留成当海南省长时就找时任海南省委书记为此长谈两个小时，书记终为所动——毕竟这是很可观的一笔财*收入啊！
5年，海南对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收学杂费——在海南省率先垂范之下，全国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
……
不过，我对卫留成的报道，他有点小意见，就是披露了他不愿让人知道的一个家庭隐私细节——此前《南方周末》报道是都未提及，我还以为是南周挖掘不够，看来人家可能有意忽略，具体就不在这里说了，以免造成对卫留成先生的二次“伤害”。
李克强没接受采访也不同意发稿
做李克强的人物访谈时，他时任辽宁省委书记，跟省委宣传部联系后，最后回复说他不能接受采访，并且告知他也拒绝了《半月谈》的采访。
插队，两年后担任大队*支部书记，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北大法律系学子、学生会主席，38岁出任团中央第一书记，45岁当省长，
我只好依然循例进行外围采访，我先到了李克强年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采访，找到了他当年的入*介绍人、大队*支部书记彭金山，尤其当年的生产队长孙桂雨，他家与李克强他们知青小组的宿舍仅距20多米——两年后李克强当上大队*支部书记，他蹲点的生产队正是孙桂雨那个队，所以，跟孙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李克强考上北大离开时，孙桂雨开着手扶式拖拉机，把他的行李（主要是书籍）送到他合肥的家里——前些年李克强当总理后，孙桂雨儿子曾给我来电请问联系李克强秘书，找李克强帮忙孙桂雨来京住院看病事宜，但我没李克强秘书联系方式就没帮上忙。
大庙公社当年的知青办干部纪鸿寇与李克强更是莫逆之交，年3月13日，李克强在上大学后给老纪的信中除了介绍自己入学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为春季入学）的情况外，在回忆起当过去的往事时还写道：“老实说，在大庙时能畅所欲言的对象只有你一个……”。
当时，媒体在介绍李克强的简历时，无一例外地把他说成是安徽定远县人，其实定远仅仅是李克强的祖籍所在地，他是在合肥市出生的。
我去定远县找到了李克强堂兄家，他介绍说，李克强在定远仅仅呆过十几天——那是“文革”期间，合肥发生派性之间的武装冲突（武斗），当时街垒林立、流弹纷飞。于是，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机关瘫痪，在这种情况下，其父母把他安排回老家避险。他背着一包书，回到父亲出生的老屋，边放牛、边看书。
我还到过李克强毕业的合肥八中，回北京后还跟北大团委联系过等等……
稿子完成后，发给辽宁省委宣传部审核，但对方明确表示，不同意刊发此稿，于是，我就把稿子放在我的博客上——但现在博客中国上已经没有了，原因不明。
前面说到的李克强当年的生产队长好朋友孙桂雨还有个小故事。
大概去前年，孙桂雨儿子给我打电话，说《南方人物周刊》报道李克强的文章里有一个失实之处损害他父亲名誉：《南方人物周刊》文章中说，李克强当了总理也不忘本，当孙桂雨因为身体疾病并且经济困难到北京治病，找李克强帮助，李克强就慷慨解囊帮他解决困难……
这个报道出来后，孙桂雨他们村子舆论哗然，大家全部嘲笑孙桂雨自私贪财欺骗总理李克强，因为孙桂雨家根本就没有经济困难，不仅没有困难，而且还比较富裕——孙桂雨家开了一个酒楼饭庄，经营多年，生意红火，利润盈余还用来修了一栋二层楼房。所以，根本不需要向李克强请求经济帮助。有鉴于此，记者子虚乌有的杜撰“报道”严重失实（具体原因我没仔细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