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月访于黑龙江哈尔滨
年3月25日首发于《新晚报》
没有葬礼，没有悼词，没有挽联。医院里默默举行的。几名家属为渐凉的老人换上干净的衣服，温暖的阳光照进病房，照在老人安静的面容上。这位老人在癌症晚期提交了遗体和眼角膜捐献志愿者登记表。如老人所期望的那样，他最终没有被送往墓地，而是被推进一辆白色的专用车里，驶进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校门。所有从这里踏上医学道路的学生，都将心怀敬仰，从老人的身上学到第一根动脉、第一个关于生命的符号。《黑龙江省遗体和眼角膜捐献条例》的一份草案说明中有这样一个数字：黑龙江省每年需要医学研究、教学用遗体约例，而从年至年，哈尔滨只实现捐献不到例。这些捐献出珍贵遗体的捐者，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而是改变了另外一种生命方式，选择“重生”。“他们”被医学生唤为“老师”像完成一场又一场心灵仪式，庄重与敬仰感化进一只只小心翼翼的手中。学生们戴着手套，轻轻将塑料布揭开，很多学生还会自然而然地轻轻对遗体说一句：“老师，我们要开始了。”
车子开到哈尔滨医科大学解剖楼门前，遗体被轻轻抬出，送进解剖学院的解剖馆。
一旦进入这里，所有的身份都化成一个个编号，被妥善存放，用于医学解剖课程。这是所有医学院学生必修的基本课程。
上课的教室往往很凉，为了保证遗体存放的条件。学生们会围坐在装有遗体的箱子旁先听理论课，再进行实践。
第一次上解剖课的学生，往往会有一个简短的开课仪式，大家集体默哀30秒，向遗体鞠躬致敬。老师有时会告诉学生，这些遗体生前曾患过什么疾病，因何种理由被捐献。每名学生都会安静聆听，然后戴上手套，为了最大程度保护“比学生们还干净”的遗体。
然后，他们开始小心翼翼地碰触。
男生女生，所有人像对待真正的病人一样对待这些遗体。尽管有的部位已经看不到血管和神经，他们仍然表现得坚定、淡然而虔诚。因为真正的临床中，任何一个操作失误，都可能导致真正的死亡。
尽管遗体的面部已经被覆盖，还是会有学生想要用白布将这些面部盖好。
“老师，我们要开始了……”
“老师，我们翻下身吧……”
将遗体唤作“老师”，是所有医学院不成文的规定。
黑龙江省每年需要遗体约例，哈尔滨目前只实现捐献不足例。由于遗体资源匮乏，一部分学校无法按教学规定进行人体解剖教学，多以模型、图片和动物来代替人体解剖。而事实上，真正的临床医学知识往往只能来自这些不可替代的“老师”。
学生们用“神圣感”来表达初次接触“老师”时的心情。
每次下课后，学生们都会细细将“老师”尽量恢复成“完好如初”。最后一堂解剖课结束后，所有学生会向“老师”鞠躬感谢。
但是，也很少有学生可以仅从这些极度匮乏的遗体资源中掌握所有解剖学知识。他们只能选择不断“接近”。没有恐惧，相反，“老师”让他们真正意识到生命的伟大与脆弱。
学生中会有人提着一袋牛奶的早餐去上解剖课；有人舍不得下课，会趴在“老师”躺过的地方小憩……还有人甚至开始考虑遗体捐献。
“老师”解开了他们心底对死亡的忌讳，重新定义生命的价值。
哈医大人体器官陈列馆里的一片眼角膜。
那一份看不见的名单自年《条例》颁布后，遗体（眼角膜）捐献者的申请程序被简化，并在年达到一个成功捐献遗体30例的高点。这不断增加的名单，虽看不见，却触得到。
哈医大遗体捐献办公室，是隶属黑龙江省红十字会的遗体和眼角膜捐献接受站，也是哈尔滨市区唯一一个接受站。
1年，它成为全省最早挂牌负责遗体接受工作的单位，并以多年的案例论证经验为《黑龙江省遗体和眼角膜捐献条例》提供重要起草内容。
年，《条例》正式实施，体现法律对人之自我决定的尊重。至此开始，黑龙江省遗体捐献管理正式进入规范化，申请程序也被大大简化：有意捐献遗体（眼角膜）的市民，可到遗体捐献办公室填写申请表，明确执行人（家属）及被执行人（志愿者）身份，无家属的执行人也可通知居委会同时进行存档。
事实上，从8年开始，遗体捐献成功案例及志愿者数量就开始明显增加，并在去年达到成功捐献遗体30例的高点。
哈医大人体解剖学教研究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遗体捐献办公室负责人张雅芳告诉我们，志愿者捐献遗体的动机主要有两种：一部分为思想境界高，要为医学做贡献，推动医学科学发展的志愿者，也有部分为家庭困难、子女不在身边或无子女，不愿给子女添麻烦的志愿者。
在这个完全依靠无偿自愿捐献的原则里，十余年间，志愿捐献者的思想意识明显提高，使捐献人群从医学工作者扩大至领导干部、战士、大学教授、学生等各个群体。
“1年那会儿，很多人认为遗体捐献志愿者脑子都有病，但近三年内，遗体捐献已经基本达到一种社会认知度。只是，人们还需要勇气，需要足够的认识。”
大部分遗体捐献志愿者选择保密。在那份看不见的志愿者名单中，很多家属起初碍于孝道与颜面，很长一段时间难以接受亲人做出的选择。
最早一批从事登记接受工作的办公室负责人马月秋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公益性机构，办公室所做的工作是没有硬性数字指标的，工作人员的主要工作通常是对志愿者及家属的心理疏导与沟通。
“必须征得家属同意，否则可能会出现反悔。”马月秋说，“当然，志愿者自己也有反悔的，我们往往能够触到他们内心最脆弱的一面。”
做这个决定是为了好好活着56岁的王金萍的身上，始终揣着那张遗体和眼角膜志愿捐献卡。8年，她成为遗体和眼角膜志愿捐献者，两年后，她的爱人也成为志愿者之一。
上世纪80年代，下岗后的王金萍靠做面食白手起家，并在看电视和报纸的过程中萌生了遗体捐献的想法。“我在最艰难的时候卖过血，现在每年参与献血，参与希望工程捐款，赈灾时也捐款。”王金萍说，“我觉得这一生活得很快乐，这个社会对我已足够好了，所以我常常想，该怎样延续我的生命呢？”
8年7月1日，*员王金玲特意选定的*的生日当天，正式申请了遗体和眼角膜捐献志愿者。两年后，王金萍的爱人也成为了志愿者之一。
“我有两个孩子，已经成家立业。他们至今也不太支持我。”王金萍说，“我整天嘻嘻哈哈的，可开心了。我的朋友们也都知道我和老伴志愿遗体捐献的事。我也经常鼓动他们去申请遗体捐献我觉得人活一天就要活得有意义，活着就为了高兴，死了也别为我哭。”
王金萍和丈夫把遗体捐献看作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成为志愿者的王金萍，内心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释放感。不曾后悔，更没有压抑与沉重感。
“我总是跟遗体捐献办公室的人说，有机会得去逛逛医学院的解剖馆。”王金萍说，“我把死看得很淡，不想占用国家土地，不想儿女为我哭。如果能为医学做贡献，那是最有意义的。”
武新闻是一名司机，曾因维修电视机结识了一名家电维修工。后来，维修工生了很重的病，武新闻倾尽所有为他看病，并呼吁社会为其捐款。在其弥留之际，维修工对武新闻说：“社会为我做了很多，我想捐献我的遗体来回报社会。”
武新闻对我们说：“从他开始，我先后帮助过很多人完成遗体捐献，成为他们的执行人。有一天，我或许也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完成人生最后的仪式。”
哈医大人体器官陈列馆里的全身肌标本。
脆弱与坚定做出遗体捐献决定的人，往往还需要至少半年的心理建设期。就像写下一份“遗书”一样，在签下志愿者申请书那一刻，所有坚定与决绝，都完成在内心里。
马月秋的手机，24小时开着。从事十多年的遗体捐献工作，老人的睡眠常常不稳，偶尔还会在夜半接到陌生人的电话。
“经常是这种情况接起来，对方就挂了。然后，又打过来。声音很忐忑，明显很焦躁不安，我知道，在做出决定之前，他们更需要倾诉。”
这个打了两遍电话才肯出声音的女孩儿，年纪轻轻便身患癌症。她向马月秋询问可否捐献器官。马月秋告诉她，哈尔滨目前尚不允许捐献器官，而至于遗体和眼角膜捐献，女孩儿必须慎重考虑。这时，女孩开始大段大段倾诉，马月秋能做的，只是静静聆听。
“最艰难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常常做工作做到崩溃，所有工作方法都来自与他们的磨合，而最终他们能否实现捐献志愿者身份，也充满不确定性。”
每一名从事遗体捐献工作的人员，都更像一名心理咨询师，职业让他们敏锐甚至敏感，他们努力读懂每一个有意捐献者的内心挣扎，也同样能够容忍对方的坐立不安、滔滔不绝甚至精神崩溃。
登记捐献办公室付旭介绍，所有来到遗体捐献办公室的人，都是为了同一个问题而来：我死了之后该怎么办。
很多人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淡，来到办公室二话不说就填志愿书，整个过程平淡自然；也有很多人做出这个决定后，还要陷进长达半年到一年的深思熟虑。
还有人把遗体捐献办公室当成一个死亡的见证场，签下申请书，一切落定，静静等待人生最后的终结。
没有墓碑的纪念黑龙江省遗体捐献工作仅仅是一个开始。尽管面临尴尬现状，但希望犹在。
张雅芳与黑龙江省红十字会副会长鞠海洋是大学同学。“她非常了不起，当时她选择解剖学专业，我们全班同学都为她的勇气鼓掌。”鞠海洋回忆，这么多年过去，遗体捐献工作仍面临很大困难，张雅芳、马月秋、付旭等工作人员，始终在用心与勇气支撑这项事业在哈尔滨的开展。
黑龙江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部长张建华告诉记者，全国遗体捐献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有上海、武汉、江苏、深圳等地，发展最好的上海，其遗体捐献工作比哈尔滨提早了整整十年。上海有单独机构负责遗体捐献工作的财*支持，且上海对遗体捐献者家属的人文关怀工作做得是最细致周到的。
哈尔滨的社会参与捐献工作仍然面临很多问题，主要是缺乏单独的机构保障。由于受到保障的制约，在全社会开展遗体捐献工作也缺乏广泛的宣传力度与社会认同。
尽管是自愿无偿捐献，很多家属依然希望得到精神上的人道主义关怀。“在上海，遗体捐献者的名字被统一刻在墓碑上，墓地就像一座漂亮的花园。而在黑龙江，遗体捐献刚刚起步，对于捐献者的医疗欠费补偿问题、丧葬费、精神寄托场所等，还没有出台明确*策。”张建华说，“遗体捐献者都是伟大的，我们其实很想给家属一个感谢，让他们能够告慰亡灵。”
黑龙江省目前有18处遗体和眼角膜捐献登记接受站，但并没有真正形成网络工作体系。每个接受站必须具备的条件有两个：具有遗体运送能力，具有可存放30例以上遗体的存放柜。由于很多城市的医学机构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往往需要依靠其他站点来完成遗体接收。
年，齐齐哈尔医学院就曾发生过类似事件：由于黑河和大兴安岭没有遗体接受站，一名黑河遗体捐献志愿者死亡后，必须由齐齐哈尔医学院完成遗体接受工作。于是，该医学院派出车辆，在拉长的战线中竭尽全力争取时间，最终耗费近万元，完成了这例遗体的接受过程。“类似情况时有发生，还有遗体运过来发现无法使用的情况，但我们必须实现遗体捐献者生前的意愿，完成遗体接受过程。”张建华说。
在黑龙江省红十字会印制的眼角膜捐献书上，有这样一段话：最后的死亡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
“这条路注定很漫长，目前全国16省在做器官捐献试点，暂不包括我省。”鞠海洋说，“我省遗体捐献的路才刚刚开始，而那些勇敢的人们，是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坚强力量。
黑龙江省将遗体捐献者立墓碑列入几年内的工作计划之中。不久的将来，这些伟大而平凡的人，将在完成人生最后的仪式后，化成一个个伟大的名字。
采访末了，张雅芳问我们：“你有捐献遗体的意愿吗？”面对突然的提问，我们一时无从作答。
张雅芳说：“或许十几年之后，你的想法会有所改变。”
???????????????手记写于年4月22日
这篇调查发表于年。那一年哈尔滨有一个关键词叫“平民英雄”，发生了佳木斯救人老师等许多社会正能量平民故事。这篇调查却在次年爆冷门拿下年黑龙江省新闻一等奖，很多评委对它印象深刻。
那几年新闻调查还算自由，但这样的冷门领域生存调查还是很少。我做这个职业，一开始有4个计划：遗体捐献、抑郁症、艾滋病、自闭症。这些计划在年到年集中发力的几年得以一一实现。
自那之后，有关于哈尔滨遗体捐献纪念碑消失一事，我又做了两年多的跟访，从发现消失、寻找相关部门，到发报道问责、呼吁重建……后来纪念碑重建，相关部门从一开始的逃避到后来积极选址、招标、修建，全程都是我在持续跟踪。纪念碑落成那一天，我陪伴几位捐赠者家属去现场，发现那上面一共有个名字。为位英雄立碑，成了我职业生涯里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年4月7日，我向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网提交了申请，成为全国第名登记志愿者。10年前写下这篇报道之后，很长几年间我一直很想申请捐献，但一直没有勇气。直到这一年终于下定决心。
提交之后，我经常对自己说：要好好保持健康哦，或许未来可以帮助更多人延续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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